杨老板的意向，像一颗投入死水的石子，在中篮体育内部激起了一圈微澜，随即又迅速平复。老张在周会上不咸不淡地说了句“安宁那边有点动静了”，便没了下文。小吴和其他人继续忙着手头那些琐碎却“实在”的工作――催款、调停、处理投诉。陈敬东带回的“突破”，在他们眼中，或许只是一个偏远矿老板一时兴起的玩票，远不足以改变联赛灰暗的底色，更不值得分走太多关注。

但陈敬东知道，光有杨老板的“信”和最低限度的投入，远远不够。一支新球队要落地，要获得参赛资格，绕不开地方体育主管部门的认可和支持。哪怕只是默许，哪怕只是一纸非约束性的“同意函”，在缺乏政策背书和商业吸引力的dbl，都是必须争取的“准生证”。

他的下一个目标，锁定了省体育局竞赛管理中心的一位关键人物――孙处长。李局在电话里语气复杂地提过：“小孙啊，年轻，有想法，但也……比较讲规矩。”“讲规矩”三个字，李局说得意味深长。

规矩，往往意味着流程、门槛、以及无数需要被说服的“合理性”。

陈敬东尝试打电话预约，电话转到办公室，一个客气但疏离的女声告诉他：“孙处长近期日程很满，如果有公事需要接洽，请先通过正式渠道发函至我局办公室。”

正式渠道，发函，等待排期。这套流程走完，杨老板那点本就不多的耐心和本就紧绷的资金链，恐怕早已断裂。

他没有发函。

他选择了最笨，也最直接的方式：蹲守。

省体育局的办公楼是栋有些年头的苏式建筑，走廊宽阔，光线昏暗，墙壁下半截刷着暗绿色的油漆，散发出旧文件柜和消毒水混合的气味。孙处长的办公室在四楼走廊尽头。

第一天，陈敬东早上八点就到了。他穿着那件最挺括的衬衫，提着装有全部资料的公文包，站在距离孙处长办公室门五六米远的窗边，假装看窗外院子里晨练的老人。他计算着时间，看到几个工作人员陆续进入那间办公室，送文件，汇报，又离开。九点左右，一个身材精干、穿着polo衫和运动长裤的中年男人快步走来，用钥匙开了门――是孙处长，和他在一次体育产业新闻图片里见过的侧影对得上。

陈敬东等到里面似乎暂时安静了，才走过去，轻轻敲门。

“请进。”

他推门进去，简洁地自我介绍，说明来意，提及李局和中篮体育。孙处长正在低头看一份文件，闻抬起眼，目光锐利地扫了他一下，还算客气：“陈先生是吧？这个事情，我们原则上支持社会力量办体育。不过，引入一支新的职业球队，涉及到很多方面，我们需要进行综合评估。这样，你把相关材料留下，我们研究一下。”

“孙处长，材料我都带来了，另外我们投资方也很急切，能不能……”

“我理解。”孙处长打断他，语气依然平和，但带着不容置疑的节奏感，“但我们有我们的程序和考量。材料放下，有进展我们会通知你。我马上还有个会。”他看了一眼手表。

第一次接触，不到五分钟，终结于一句程式化的“研究一下”。

陈敬东留下了材料。但他没有离开大楼。他就在那条昏暗的走廊里，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，站着。他告诉自己，就像篮球场上的卡位，抢占一个可能接球的位置，哪怕暂时没有球传来，也要牢牢站住，不给对手轻易切入的机会。

中午，他看到孙处长和几个人一起下楼，大概是去食堂。他跟着下楼，在食堂门口徘徊，最终还是没有进去――太像跟踪，可能适得其反。

下午，他继续回到四楼走廊。站累了，就靠一会儿墙，或者走到尽头窗边，看看楼下。偶尔有工作人员经过，投来好奇或疑惑的一瞥，他尽量让自己显得平静、无害。时间一分一秒地挪动，缓慢得如同窗外交错的树影。公文包提手勒得掌心发红，小腿因为长时间站立而酸胀。

走廊里安静时，能听到自己呼吸和心跳的声音。他想起周明礼说的“别太刚”，想起杨老板“信你”背后的巨大风险，想起家里那份薄薄的合同和林静忧惧的眼神。放弃的念头像水底的暗流，不时涌起。每一次，他都用力掐一下自己的虎口，用那点尖锐的疼痛唤醒意志。

再坚持一秒。他对自己说。就像比赛最后时刻，体力透支，对手紧逼，但教练在场边吼着，队友在看着，篮筐还在那里。卡住位置，再坚持一秒，球可能就来了。

第一天，孙处长下班时看到他还在，略显惊讶，点了点头，没说什么，快步走了。

第二天，陈敬东照旧。站姿更僵硬，眼底的红血丝更重。孙处长上午出去开会，下午才回来。看到他时，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。陈敬东再次上前，试图简短补充说明杨老板的诚意和球队对本地篮球氛围的可能带动。孙处长听着，未置可否，只说了句“材料我们看了，还在讨论”，便进了办公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