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承宗面向御座，整了整衣冠，声音沉稳。

“陛下，方才诸公所议，一曰礼法、祖制，二曰德器之论，三曰赋税民生。

德与器，臣已经同皇长子殿下讲解明晰，不必再议。”

“殿下体恤窑工一事，确系事关礼法、祖制。

然窑工虽贱役，亦是陛下子民，朝廷有保民之责――此责非施恩，乃应尽之义。

《大明律》虽未载窑工权责。

然《礼记?礼运》‘大同’篇，岂非倡‘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’？

此乃圣人之教，今之应享之利也。”

他的目光扫过殿内，落在那些方才还在争论不休的大臣身上。

“臣以为不必修改《大明律》，可由陛下特旨：

工部、刑部拟定《窑工防护条则》，暂只试行于煤窑窑工。

且条则不为强令，而是以‘契约’形式出现。

朝廷对自愿试行之煤窑商号给予赋税减免一二。

窑主与窑工签订‘保身契约’，明确双方在防护、医疗、轮休之权责。

地方知县等官员只作为契约见证与仲裁方。

如此既不违祖制、律法，亦可利于各煤窑商户良性竞争。”

他最后说到赋税民生，语气更加从容：

“至于赋税、民生，大可不必过于忧虑。

一则煤窑赋税所占岁入仅为半成不到。

二则熟练窑工病亡，新工招募艰难，且习练耗时耗资，反损窑主之利。

防病实为保产业、增税基，窑工身强，则采煤效率增，国力实赖于此。”

说完之后，他深深一揖：

“臣愚见，伏乞圣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