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一颗糖。我就想问问，一颗糖，值当的吗？”

屋里静得能听见灶台上的锅在咕嘟咕嘟响。

我妈手里的铲子掉在地上，当啷一声，很响。

姥姥在里屋又问了一遍：“咋了？谁跟谁吵了？”

没人回答她。

舅舅没说话。

他低下头，看着手里的茶杯。杯子里茶叶沉沉浮浮，热气往上飘，模糊了他的脸。

过了很久。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，久到有人开始不安地挪动屁股，久到小孩子们都安静下来，瞪大了眼睛看着大人。

他抬起头。

“那不是糖。”

他的声音哑了，像砂纸磨过木头，粗粝粝的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沉重。

“那是老鼠药。”

堂屋里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“那年生产队发的老鼠药，跟糖块搁一块，用糖纸包着，怕潮。”他说，声音很慢，像在说一件很久以前的事，每一个字都斟酌了很久，“那天我收工回来，远远看见你往东屋去，我就跟在后头。等我看清你拿了啥……”

他停住了。

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，喉咙里咕咚一声。

“腿都软了。”

“我抠出来的那个，”他说，“咬开一半了。你要是咽下去……”

他没说完。

窗外起了风，吹得院子里的塑料布哗啦啦响。

屋里静得能听见每个人的呼吸声。

我妈站在厨房门口，眼圈红红的，围裙上沾着油渍和葱花。她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回去了。

姥姥从里屋出来了。

她扶着门框，手有点抖。她八十六了，耳朵背，眼神也不大好，但她好像听见了。她看看舅舅，又看看我。

“那年的事，”她慢慢地说，“我们都知道。”

“你舅把那颗糖抠出来以后，在地上蹲了半个钟头，站不起来。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河边坐到天亮，你姥爷去找他，他蹲在河堤上，说，哥要是死了，我这辈子不活了。”

姥姥说着，声音有点颤。

“你妈连夜去镇上问卫生院的人，卫生院的人说那药没救，吃了就没了。你妈回来没敢告诉你，跟你姥爷轮着看你舅，怕他想不开。”

我看向我妈。

她别过脸去，拿袖子擦眼睛。

“那你怎么不说？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，飘忽忽的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。

舅舅没吭声。

他低下头，肩膀微微抖着。

姥姥叹了口气，走过来，在我旁边坐下。她的身上有一股老人的味道，混着樟脑丸和陈年的灰尘。

“说啥？”她说，“说你差点把自己毒死？说你舅差点没把自己打死？那年头谁家不搁老鼠药，谁家不是用糖纸包着？说了又能咋样？让你记一辈子？”

她用拐棍杵了杵地，笃笃笃。

“你倒好，真记了二十年。”

我坐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

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，像是一锅烧开的水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。六岁那年的夏天，蝉叫，阳光，糖纸的颜色，舅舅的背影，他蹲在河边的样子——这些碎片忽然拼在了一起，拼出一幅我从没见过的画面。

舅舅还坐在角落里。他没有看我，看着窗外。窗外的天灰蒙蒙的，有几只麻雀落在电线上，挤在一起取暖。

我站起来。

椅子又嘎吱响了一声。

我走过去。

在他旁边坐下。

他的身体微微僵了一下。

我看着他。他的鬓角白了，额头上多了好几道皱纹，眉骨还是那么高，眼睛还是那么深。他的手搭在膝盖上，骨节粗大，指甲盖有点发黄，虎口处有一个老茧，是常年握锄头磨出来的。

“舅。”

“舅。”

他转过头来，看着我。他的眼睛浑浊了，不像三十年前那么亮，但看我的眼神还是那个眼神——就是小时候他从集上回来，从身后变出一捧桑葚时看我的那个眼神。

“那糖，”我说，“甜不甜？”

他愣了一下。

然后他笑了。

那个笑容很慢，先是嘴角动了一下，然后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，最后整张脸都舒展开了。笑着笑着，他的眼睛红了。

“甜。”他说，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，“甜得很。差点没把我外甥甜死。”

我妈在厨房门口破涕为笑，骂了一句：“你个老东西，还有心思开玩笑。”

堂屋里的人都笑了。笑着笑着，有人悄悄抹了抹眼角。

那天晚上，我住下了。

我在舅舅屋里坐到很晚。他从柜子里翻出一瓶酒，是那种散装的苞谷酒，用塑料壶装着，拧开盖子，酒气冲鼻。他给我倒了一杯，给自己倒了一杯。

我们碰了一下，都没说话。

酒很辣，从喉咙一路烧下去。

后来他喝多了，话就多了起来。他说那些年的事，说生产队，说姥姥，说姥爷，说他那个没娶成的媳妇。他说那姑娘后来嫁到了镇上，生了三个娃，有一次在集上碰见了，他远远看了一眼，没敢上前。

“你舅这辈子，”他说，“没啥本事。”

我给他倒了一杯酒。

“你表妹嫁到外地了，一年回来一趟。你表弟在城里打工，过年也不一定回来。”他端起酒杯，又放下，“就剩我一个人，守着那几间破屋。”

我说：“以后我常回来。”

他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端起酒杯，一仰脖，干了。

后来他靠在椅子上，眯着眼睛，像是睡着了。我给他披了件衣服，准备走的时候，他忽然开口了。

“那个罐子，”他说，“我后来一直留着。”

“啥罐子？”

“装糖那个。”他说，“那几颗药扔了以后，我又买了糖，搁进去。想着哪天你来了，给你吃。”

他没说后来我有没有吃过。

我知道没有。我再也没进过他的东屋。

我站在门口，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。他靠在椅背上，呼吸均匀，像是一尊石像，被岁月磨平了棱角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收拾东西准备走。

舅舅从屋里出来，递给我一个塑料袋。塑料袋鼓鼓囊囊的，系着口，看不出里头装的什么。

“拿着。”

我接过来，打开。

一只玻璃罐。

老式的，罐口有一圈蓝色的釉，罐身上落了灰，看得出来有些年头了。我拧开盖子，里头满满当当的，全是糖。

红的，绿的，黄的。玻璃纸包着，在早晨的阳光里亮闪闪的。

我愣住了。

“攒了好几年了，”舅舅说，把手抄在袖子里，看着别处，“年年过年都买，买了没人吃。你拿走，给孩子吃。”

我捧着那只罐子，站在院子里。

晨风吹过来，有点凉。东屋的门开着，五屉柜还靠墙站着，柜面上落了一层灰。我忽然想起那个夏天，我踮起脚，手往上够，指尖碰到玻璃罐的肚子，凉丝丝的。

我剥了一颗绿的，放进嘴里。

甜的。

真是甜的。

舅舅站在门口，看着我。他的嘴角动了一下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又咽回去了。

我把糖咽下去。

“舅，过年我还来。”

他笑了一下。

那笑容，跟三十年前他从身后变出一捧桑葚时，一模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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