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摇了摇头，觉得这些老人家的迷信思想真是根深蒂固，怎么劝都没用。
那一年春天来得格外早。
刚进三月，山坡上的野桃花就开了，粉白粉白的一片，远远看去像落了一层薄雪。我种的那些花也陆续开了，月季和蔷薇爬满了院墙，红的、粉的、黄的，热热闹闹的。蜜蜂和蝴蝶在花丛间穿梭，嗡嗡嘤嘤的声响像一首轻柔的催眠曲。
白天我照常在院子里忙活，拔草、松土、修剪枝条，忙完了就坐在桂花树下画画。这两年我画了不少东西，有山景、有花鸟、有村里人的肖像，画得最好的是一幅阿桃酿酒的速写——她挽着袖子站在酒缸前，脸上带着专注的神情，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打湿了，贴在脸上，阳光从窗棂间漏进来，落在她的肩头。
我画完端详了半天，忽然意识到什么，赶紧把画收起来塞进了抽屉深处。
那几天天气有些反常，白天热得像初夏，到了晚上又突然降温，山风裹着湿气一阵一阵地刮，吹得院子里的花枝乱颤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预警，说是有强对流天气过境，提醒山区居民注意防范。
村里人都在忙着加固房屋、清理水渠，我也把四合院前后检查了一遍，排水沟疏通了，屋顶的瓦片加固了，门窗也重新检修了。赵德厚过来看了，说应该没问题，但嘱咐我晚上警醒着点儿，有什么动静赶紧给他打电话。
那天下午，阿桃又送来了一坛梅子酒。她进门的时候脸上红扑扑的，不知道是跑急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把酒坛子往桌上一放，低着头说：“林叔，这坛是我专门给你酿的，用了三年的陈酒做底，加了这个春天新摘的青梅，你尝尝。”
我打开封口闻了闻，一股清甜的梅香扑面而来，混着酒香，醇厚又清新。我倒了一杯尝了一口，入口甘甜，回味悠长，比平时喝的还要好上几分。
“好酒，”我竖起大拇指，“阿桃，你这手艺越来越好了。”
阿桃的脸更红了，站在那里绞着衣角，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说什么，但最终什么也没说，转身跑了出去。跑到门口时绊了一下，身子一晃，差点摔倒，扶着门框稳住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里有话，千万语都在里面了。
我端着酒杯愣在那里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，酸酸胀胀的。
那场雨是从傍晚开始下的。
一开始只是细细的雨丝，后来慢慢变密，到了夜里八九点钟的时候，已经变成了瓢泼大雨。雨点砸在瓦片上，噼里啪啦地响，像是有人在屋顶上撒豆子。风也起来了，呼呼地灌进院子里，把花圃里的花吹得东倒西歪。
我把门窗关严实了，点了一盏灯，坐在堂屋里喝梅子酒。外面风雨交加，屋里却安安静静的，灯光把影子投在墙上，摇摇晃晃的，像一出无声的皮影戏。
那坛阿桃送来的梅子酒实在是太好了，我喝了一杯又一杯，不知不觉已经下去了大半。酒意上来的时候，整个世界都变得朦胧而柔软，那些风声、雨声、雷声，都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，模模糊糊的，不真切。
我端着酒杯站起来，脚步有些踉跄。推开屋门，风雨立刻扑到脸上来，凉飕飕的，却让人觉得舒服。我在屋檐下的藤椅上坐下来，把酒杯搁在扶手上，仰起头看雨。雨水从屋檐上流下来，在灯光下像一串串断了线的珠子，晶莹剔透的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特别安宁。所有的焦虑、不甘、空落落的感觉，都被这场雨冲刷干净了。我闭上眼睛，听着沙沙的雨声，觉得整个人在一点点融化，融进这湿润的空气里，融进这温柔的风雨里，融进这养育了我又接纳了我的大山里。
“醉卧春风听雨眠……”我迷迷糊糊地念了一句，后面还想说什么，但意识已经像断了线的风筝，飘飘悠悠地飞远了。
那是我能记起的最后一个念头。
第二天早上，雨停了，天晴了，太阳照常升起来。
赵德厚照例早起，沿着村里转了一圈，检查有没有被暴雨损坏的地方。他走到我的四合院门口时，发现院门大敞着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藤椅上没有人，堂屋的门也开着，桌上的酒坛空了大半，旁边倒着一只酒杯。
“祖庆？”他喊了一声，没人应。
“祖庆？”他喊了一声，没人应。
“祖庆！”他又喊了一声，还是没人应。
他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快步走进堂屋，又走进卧室，里里外外找了个遍，没有人。他又跑到院子里，跑到花圃后面，跑到菜地里，都没有人。他站在院子中间愣了一会儿，忽然觉得脊背发凉，撒腿就往村里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来人啊！祖庆不见了！祖庆不见了！”
全村人都出动了，漫山遍野地找。
李木匠带着他儿子找了东边的山坡，王老憨带着阿桃找了西边的山谷，赵德厚带着几个年轻人找了南边的溪涧。他们翻遍了每一道沟、每一片林子、每一块岩石后面，嗓子喊哑了，鞋子磨破了，什么也没找到。
阿桃站在石塔下面，哭得站都站不稳。她一遍一遍地喊“林叔”，声音从响亮变成嘶哑，从嘶哑变成无声，最后只剩下嘴唇在动。
没有人想到去后山看。
那场暴雨引发了山体滑坡，后山的一面坡塌了下来，几万方的泥土和石块顺着山坡冲下来，一直冲到了山脚下的深涧里。那片滑坡的范围太大了，村里人一开始根本没想到那和我的失踪有关系，他们以为我只是喝醉了酒，走进了山里迷了路。
直到第三天，赵德厚站在后山的高处往下看，忽然发现那片滑坡体上露出了一截衣角。
他的腿一下就软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半天没起来。
没有人知道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后来人们拼凑出的场景是这样的：我喝醉了酒，躺在屋檐下的藤椅上，后山那面坡在暴雨中松动了，泥土和石块轰然垮塌，巨大的声响被风雨声掩盖了。我在半醉半醒之间，什么也没听见，什么也没来得及做，就被那面塌下来的山坡带走了。
甚至连挣扎都没有。
赵德厚在我“走后”的第三天，召集全村人在石塔下面开了一个会。他站在石塔下面，背对着那些花瓣别墅，面对着村里十七八户人家的老老少少，张了张嘴，眼泪先掉了下来。
“祖庆走了，”他说，“咱们欠他的，还不上了。”
没有人说话。山风吹过石塔，发出呜呜的声响，像是某种古老的哀鸣。
他们在我住过的四合院后面，那片朝南的山坡上，立了一块青石碑。赵德厚本来想请人刻碑文，把我给村里做过的好事一件一件地刻上去，可列了满满三页纸，觉得还不够。李木匠说，刻得下字，刻不下情。王老憨说，刻得下事，刻不下恩。
最后是阿桃说的：“不如立一块无字碑吧，像武则天的无字碑那样，让后人自己想去。”
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主意好。
青石碑立起来的那天，阿桃在碑前放了一坛梅子酒，是她那坛还没舍得喝的最好的酒。她把酒坛子放在碑前，蹲在那里看了很久，然后用手指在碑面上划了几下，指头肚被粗糙的石面磨破了，渗出血来，她也没觉得疼。
没有人注意到她在碑上写了什么。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，一年一年地过。
塔云仙来山景区越来越火了，游客一年比一年多，村里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。王老憨的“塔云仙酿”卖到了省城，李木匠的木雕工艺品开了网店，赵德厚的孙子考上了大学，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。
每年春天，阿桃都会在那块青石碑前放一坛新酿的梅子酒。
第一年放了，第二年放了，第三年、第四年、第五年……一年都没有断过。后来阿桃嫁了人，嫁的是邻村一个老实巴交的年轻人，入赘到王家，跟着一起酿酒。她的丈夫知道她每年春天都要去后山的那块碑前放一坛酒，从来不问为什么，只是默默地帮她搬酒坛子。
十五年，十五坛酒。
十五年后的一个春日，又是祭扫的日子。赵德厚已经七十多岁了，头发全白了，走路要拄拐杖，但那天他还是让人搀着上了后山。他在碑前站了一会儿，有人递给他一杯酒，他接过来喝了一口，老泪纵横。
“那晚的春风啊……”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，“太急，太猛……他醉得那么沉，哪里听得见后山半夜的垮塌巨响……”
旁边一个半老徐娘的妇人听了这话，忽然捂着嘴哭了起来。有人认出来，那是阿桃。她今年三十出头了，眉眼间还看得出当年的轮廓，只是那双曾经亮晶晶的眼睛，现在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
“我真后悔啊……”阿桃哭着说，声音断断续续的，“我那天晚上去送酒，本来想说的……我本来想跟他说的……我不该守身如玉，当晚没有强行把他留下，我是恩人的罪人啊……”
众人沉默，没有人接话。
从横道飞降而来的新任景区董事长是个四十来岁的精干男人，姓周，据说是省里派来的，跟塔云仙来山没什么渊源。他站在人群后面听了一会儿，清了清嗓子说：“各位乡亲，谁也别自责了。那年头不就说嘛，好人命不长，坏人万万年。”
这话说得有些不合时宜，但没有人反驳他。山里的风呼呼地吹着，把那坛新酒的气息吹得满山都是。
月亮升起来了。
清冷的光洒在那块青石碑上，洒在那坛新酿的梅子酒上，洒在那些已经模糊得几乎看不清的石面上。阿桃蹲下来，用手轻轻拂去碑面上的灰尘和青苔，那些被她的指头磨出的细小刻痕，在月光的照射下，忽然清晰起来。
那是一个人的字迹，歪歪扭扭的，笔画间还带着干涸的血色。
只有一行小字，像是某个人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用手指一笔一笔划上去的。
月光下，那行字字字清晰，像一声从十五年前传来的、被风雨和岁月冲刷了无数遍的叹息——
醉卧春风听雨眠，至今已逝十五年。
阿桃的手指停在那行字上，指尖传来的触感粗糙而冰凉。她蹲在那里，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一直延伸到山坡下面那片花瓣别墅的轮廓上去。
她身后，那坛新酒映着冷冷的月光，满满当当，纹丝未动。
春风从山谷里吹上来，绕过石塔，穿过花瓣别墅的飞檐，最后轻轻拂过那块无字的石碑。风里有梅子的香气，有泥土的气息，有草木发芽的鲜嫩味道，还有一个早已远去的人，曾经在这山间种下的，那份清闲。
碑前的梅子酒一年一年地摆着，一年一年地满着，一年一年地，没有人喝。
_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