将近两个月的紧张排练和准备，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，终于跑到了终点前的最后几步。

这六十天里，张蔷几乎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砸进了排练室里。

每天早晨天不亮，她就开始练声；上午跟乐队合练，一遍又一遍地走台；下午跟着黄导安排的专业老师学舞台走位的技巧，如何面对两万名观众而不紧张，如何在灯光变换的瞬间精准地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如何在换衣服的间隙用最短的时间调整好呼吸和状态。

晚上回到工作室，她还要跟吕晓晴一起试那几套演出服，反复调整每一处细节。

肩带松了半寸要改，腰线高了三分要调，裙摆的长度在舞台上会不会影响走路，灯打在身上那件红色夹克的光泽度够不够亮……

张家栋有时候晚上路过她的工作室，窗户里总是亮着灯。

有一次他忍不住推门进去，看见张蔷穿着一件半成品的蓝色亮片短外套，正站在镜子前，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向观众挥手致意的动作――抬手的高度、挥动的幅度、脸上的笑容――每一个细节，她都反复调整了不下二十遍。

“张蔷同志，差不多了，该休息了。”张家栋靠在门框上，笑着说了一句。

张蔷从镜子里看到他，放下手，转过身来，额头上沁着一层细密的汗珠，却咧开嘴笑了：“张厂长，我再练一遍――就一遍。”

那一遍，又练了半个小时。

郑导那边也没闲着。他协调首影厂的灯光组和音响组，带着全套设备在工体和排练室之间来回了无数次，把每一首歌的灯光方案和音响参数都调到了最精准的状态。他私下跟张家栋说过一句话：“我干了大半辈子影视，头一回为一台演出费这么大的心思――不为别的，就为了这姑娘值得。”

吕晓晴更是干脆住进了工作室旁边的招待所。那几套演出服在她的手里改了又改，缝了又缝，每一颗亮片、每一道滚边，都是她亲手钉上去的。有一回张家栋半夜去工作室取文件，路过吕晓晴的房间，看见门缝里透出一线光。

他敲了敲门，推门一看，吕晓晴正坐在台灯下，对着那件白色风衣的领口，一针一线地绣着什么。

“晓晴，都几点了，还不休息？”

吕晓晴头也没抬，手上活儿没停：“张厂长，这件风衣的领口，我觉得还能再挺括一些――等这圈线走完，我就睡。”

那一圈线，她走到凌晨两点多。

而孙立军那边，更是忙得脚不沾地。汇款的信件像雪片一样从全国各地涌来，他带着新招来的几个销售科的人，连夜加班核对地址、登记票务、安排退汇。他还专门从青岛调了两个会计过来，帮忙理清账目，生怕出一分钱的差错。

在这两个月里，所有人都像是上紧了发条的钟表，每一个齿轮都在高速运转，没有一个人停下来过。

而与此同时――

首演前几天的清晨，北京工人体育馆内，正在进行最后一次正式彩排。

早晨六点半，天刚蒙蒙亮，工人体育馆那扇巨大的侧门就被推开了。

一辆挂着首影厂牌照的灰色面包车缓缓驶入，停在体育馆东侧的通道口。车门拉开，郑导第一个跳了下来，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导演夹克，手里攥着一沓厚厚的流程表，目光在体育馆那空旷的环形看台上扫了一圈，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“灯光组到了没有？”他回头问了一句。

“到了到了！”身后一个戴鸭舌帽的年轻人拎着一捆线缆，小跑着从车上跳了下来，“郑导，我们的人昨晚就进场了，所有灯具都调试过了，就等您一句话了。”

“音响呢？”

“音响组那边也到位了，主扩音箱已经挂好了，返听音箱正在调相位。老周说，保证今天上午之前，把整个体育馆的声场全部调平。”

郑导点了点头，刚要往里走，身后又传来一阵喇叭声――又是一辆面包车驶了进来。

车门打开，先下来的是张家栋。他今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整个人看上去精神抖擞。他看了一眼工人体育馆那灰白色的外墙，深吸了一口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