会议室里坐定，廖厂长又讲了八年里最悬的一回。

前年秋天，他听人说开发区可以代办产权，材料备齐了递上去，跑到第四趟。

上头一句政策口径要等，等了仨月，等来一句暂缓。

“那回我在管委会的楼道里坐了一下午，坐到人家下班。”他说，“心里头凉了半截。”

回去的路上把车停在路边，抽了半包烟。

“那阵子我真动过搬厂的念头。”他说，“邻市有开发区来招，给的厂房头三年免租。”

他把那边的合同都看了，末了没签。

说起为什么没签，他先摆了下手。

“机器一拆，厂魂就散了。”他说，“一百多号人，一半是跟着厂子从城北搬来的。”

再搬一趟，人心就搬碎了。

“地是租的，人心不能是租的。”他说。

付平听完，把这句在本子上记了。

“这句话比一摞汇报都有用。”他说，“办证的办的是纸，纸后头就是这个。”

廖厂长的办公室在车间头上一间隔间，屋里陈设简单，一张桌，两把椅。

墙上挂着幅老厂全貌的黑白照片，烟囱、厂房、下班的自行车流。

照片右下角的年份是九零年。

桌上的台历是旧式的，一天撕一页的那种，停在零三年的十月。

那一天是老厂停产搬迁的日子，他没撕了。

“就让它停着。”他说，“等证办下来，我再把台历翻新。”

付平看着那本台历，没说话，心里头把这本台历记进了利民的卷宗里。

纸能等，人心也能等，等出来的东西，落地就重。

付平把路子一层一层说给他听。

头一层，地不变，地还是开发区的，权属一分不动。

第二层，开发区出函，把地块落到名下的话写明白，同时把利民二十年的实占写进去。

实占的厂房，按实占给利民办证，证上四至清清楚楚。

权属的界面写在函里，谁的地，谁的房，纸上分得明明白白。

第三层，租约备案，租约跟着证走，地是地的证，房是房的证，谁也坑不了谁。

廖厂长听完，半天没说话，端起茶缸喝了一口，茶缸是搪瓷的，边上的漆也掉了一块。

“这个法子，有先例吗？”他问了一句。

“有。”付平说，“平岭六家，铁路的房，铁路的地，铁路出权属说明，走的就是这个理。”

理是一样的理，地不一样，路数能搬，卷宗不能抄。

难处在开发区那头。

下午到管委会，主任五十来岁，桌上两台电话，一部红的直通市里。

主任的顾虑摆在明处。

“函一出，等于背书。”他说，“往后地块处置，上头压着利民的证，动起来麻烦。”

“不是我不愿意。”他说，“是怕函出了，地就锁死了。”

“开发区手里就剩地，地锁死了，园区就没得转了。”

“锁不锁，看的不是函，是函里怎么写。”付平说。

函里写明，证为解决历史遗留而办，地块权属归开发区不变。

将来处置，利民的证按评估值优先受偿，或者协商迁建，迁建的新址从优，两头都有路。

“函不是锁，是把界桩钉清楚。”他说，“界桩钉清楚了，地才走得动。”

“走得动的地才值钱，锁死的才是死地。”他说。

开发区主任把这三层在纸上记了，记完把纸推给付平看了一遍。

“这个函我出。”他说。

但他有个要求，函的稿子他要亲笔过一遍。

“应当的。”付平说，“函是你们的地契，稿子不亲笔，函就不亲。”

“这话我记住了。”主任笑了，“地契不亲，地就不亲。”

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园区的出租图，一格一格的，绿的租出去了，黄的空着，绿的占了九成。

“开发区的账就在这面墙上。”他说，“地是开发区的本钱。”

“本钱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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