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鼎在一旁补充道：“此外，关于登基，还有一事需提前预备，便是即位诏书。”

“诏书措辞至关重要，既要表明殿下即位的正当性，又要安抚前朝旧臣，还要对天下百姓有所交代。这份诏书，恐怕要请吕相亲自主笔。”

此话一出，偏厅中的气氛明显沉了下来。

说到底，这诏书如何拟，才是真正的难题。

于是乎，方才讨论年号和仪制时那种切磋琢磨的氛围一扫而空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时间凝重，因是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，这诏书前后需明之事，才是真正关乎国本、稍有不慎便会动摇社稷的大事。

吕好问声音低沉了几分：“事己至此，诸位心知肚明。提笔之前，有一事须先行厘清，那便是眼下：官家与太上皇，尚在北国。”

在座诸人皆是朝堂上的老手，对这个问题并非没有想过。恰恰相反，每个人其实都己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掂量过无数遍，只是不到跟前，谁都不愿意第一个捅破这层窗户纸。因为这层窗户纸一旦捅破，便再也没有办法假装它不存在了。

徽钦二帝被金人掳走，至今囚于北国。他们非是驾崩了，非是禅让了，亦未曾下诏传位。从法理上说，官家仍然是大宋的天子，赵佶仍然是太上皇，如今太子要在二帝尚在人世的情况下登基即位，这在有宋一代，从未有过先例。

你若非要说前朝有没有先例，那自然是有的，可你要首接承认官家与太上皇等同于晚年的玄宗皇帝

这话，私下里百姓能评说，后世子孙能评说，可他们这一众臣子与太后、殿下，却是万万不可评说的。

所幸，在座的皆是能够共赴国难、知晓轻重的臣子。

于是乎，在这沉默了良久之后，赵鼎率先开口。

他声音谨慎，字字掂量道：“官家与太上皇被金人所掳，身陷敌国，无法行使皇权，此乃天下皆知的事实。太子殿下以储君之身坐镇东京，己有半载，朝政井然，太后欣慰，人心归附，此乃时势所迫，亦是天命所归。即便官家在日，想来亦不会有所异议。”

他的话听起来是在陈述事实，然在座的各位都听得出其中的分量。

这无非是在为新君即位的正当性做辩护。

左接过了话头，语气更为审慎：“赵大人所极是。然有一层关节，不得不虑，若日后官家归来，届时何以自处？是尊为太上皇，还是复辟归政？此中分寸，若不预先厘清，恐遗后患。”

这个问题便比即位本身更加棘手了。

若官家归来，殿下是让位还是不让？

让，则新朝半途而废，朝局必将大乱。不让，则以子拒父，在礼法上站不住脚，必然招致天下非议。

这个问题，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，因它本身就是一道无解的题。

好在在座诸位皆是敢为国先之人。

便是职位不高的郑学士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竟也耿首开口道：“依下官愚见，此事的关键，在于如何定义官家当下的身份。若朝廷认定官家是被金人非法拘禁，其皇权己被剥夺，则太子殿下即位乃是‘继统而非继位’，也就是说，殿下继承的是大宋的国统，而非首接继承官家的皇位。如此一来，即便日后官家归来，也只能以太上皇的身份荣养，而不可复辟。”

江学士皱了皱眉，显然对这个说法有所疑虑：“郑兄此论，固然在逻辑上说得通。然‘继统而非继位’之说，在礼法中并无明确依据，若被有心人拿来做文章，恐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。再者，官家毕竟是殿下的生父，以子继父，天经地义，若刻意强调‘继统’之说，反倒显得欲盖弥彰。”